——赵兴国口述政协工作经历

杜双楠整理

1993年8月，我从榆林专署的常务副专员退下来，担任政协榆林地区联络组主任。榆林政协的前身是1986年成立的政协榆林地区联络组，刚开始设在统战部，业务也由统战部代搞。1988年机构单设，建制升为县级，第二年又升级为地厅级，同时成为中国人民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派出机构。我上任不久后的当年10月份，政协联络组改为了政协工作委员会，工作职能和范围都有所扩大，我处在这一改革的关头，也在政协做了一些事情。

端正心态

我刚到政协的时候，不少人都认为政协工作就是混日子。有人说，老赵，你从行署那么忙搞常务，现在到了政协终于能休息了。当时，政协联络组还没有办公楼，12个人的办公地点是旧地委的两孔窑洞。我心里想，就凭这哪个同志能看得起政协？政协的同志们精神状况也不好，认为领导不重视，社会没地位。了解情况后，我主要抓了几件事，首先就是大家的思想建设。

我召集大家学习党的有关政策，把大家的思想振作起来，统一认识政协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地位和任务。我跟干部们做工作说，你不能拿政协和地委比，地委是领导机关，大家都很神气。中央为什么要搞政协工作？政协工作就是统战工作，在党的全局任务中很有意义。比如我们榆林走出去的国民党将领杜聿明，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协的文史委工作，笔耕不辍，为近代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这就是政协的成绩。

步入正轨

政协当时只有两孔窑洞，十二个人挤在里面，办公桌都不好放，所以要改变办公环境。我跟常务副省长、省政协申请经费，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批钱修了办公楼，就在今天的旧地委旁边。我们政协分到了一层楼，每人都能有一个办公室，办公用具也是全新的。我们还为政协的同志新修了家属院，在西沙治沙所旁边。一人一套二层楼房，这样就把同志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政协的工作之所以打不开，关键是同志们信心不足。我解决了年轻干部升职难的问题，提拔了6个县级干部、4个科级干部，提升了同志们的信心，让政协的工作步入了正轨。

工作局面的打开

政协的工作主要通过调研来实现的，我很明确的一点就是政协干部要深入基层搞调研。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榆林地区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非国有经济发展缓慢。从1994年起，我们就组织省政协委员、部分县（市）政协委员深入榆林、府谷、绥德、定边等县（市）深入调查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榆林地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状况的调查报告》，1995年又进行了连续调查，进一步充实了《报告》内容。《报告》中的主要观点和建议被地委、行署1996年制定的《关于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决定》所采纳。当年，我们又组织地委委员就地委、行署已经出台的《决定》落实情况，进行追踪视察，反馈有关问题，将调研成果落到实处。

除了调研之外，我们还抓点。1995年，我们利用政协的人才、智力优势，与11个县政协联合搞起农村“综合科技扶贫点”，按照部署工委领导分工包县，县政协主席包一个乡、联一个贫困村。同志们变原来单一的科技扶贫为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等综合扶贫，科技人员在街头咨询宣传，医务人员诊病治病，教师传授经验，艺术团表演节目。农民群众都称赞：“政协把老八路作风带下来了！”比如横山赵石畔有个大坪村，条件好但是经济落后。我们就在这里搞了一个科技扶贫点，修水渠，拉电网，办学校，几年后大坪村的情况就改善很多，成为了我们的示范点。

要发挥政协职能，就要注意开好例会，以前政协的会议很不规范，办公楼问题解决之后，我们才把例会制度固定下来，尤其是全委会制度。定边县将政协全委会先于人代会召开，使重大问题协商在党委决策之前，人大通过之前，形成一个很好的先例，我们及时向全区推广。1996年以后，各县（市）政协全委会一般均先于人代会召开，围绕《政协工作报告》、党政工作重点、群众关心的热点和社会发展中的难点问题，集中议题协商讨论，发挥了政协参政议政的职能。

四个法门

几年的经验，我对政协工作也有了自己的认识。要主动参与，不参与就没有发言权，也就没有参政权。政协工作，不同于党政工作，仅等待省政协给指导不行，要求行署给安排也不行，它主要是通过提出意见来履行职能的协商参政机关。政协职能履行得如何，一没有法律法规限定，二没有硬性指标要求，干慢了没人追，干不好也不会治“渎职罪”，工作上有较大的弹性。这就需要政协工作者在思想上主动，行动上自觉。唯有主动，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性，才能有效地履行政协职能。

政协的作用和形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建设。首先领导班子必须努力上进，带头工作，不能抱有退居二线的想法。其次机关干部的素质也很关键，我要求政协干部重视思想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理论、业务的不懈学习，打铁还需自身硬。

和基层政协保持联络，才能形成良好的有机体，利于工作的开展。县（市）政协同志来工委办事，我交代同志们要热情接待，加深关系，尽力为基层办好每一件事。几年来，各县（市）政协真正把工委当作了“娘家”，走动多，联络勤，关系亲密。

人民政协是我国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但是，仍有不少人对政协工作缺乏正确的认识，认为政协组织可有可无，是“政治摆设”，这就需要政协主动宣传。我当年在行署负责宣传工作时形成的办法思维，也用在了政协的宣传中。例如我在参加县政协例会之前，都要求县上主管领导也能出席，因为县领导参加例会，本身就是对政协工作的一个宣传。工委把每期的《人民政协报》和《各界导报》送给地委和行署的时候，都会在上面盖一个“政协工委赠”的印章，就是为了扩大影响。我们还利用其他的宣传途径，1995年，榆林电视台连续播出“政协委员风采”专题片，展现了各行各业40多位政协委员的事迹，提高了政协的知名度，让老百姓知道政协委员前进的脚步从未停下过。我在职期间还出了三本书，《调研研究报告选编》、《政协委员风采录》、《政协工作经验汇编》，都有很大的反响。当年，我们就是脚踏实地地干，理直气壮地宣传。

政协的工作在全省都有了名堂后，周雅光、孙天义、王世臣、惠世武等省政协领导都先后到榆林视察，对榆林工委的工作做出了肯定，全省现场会在榆林召开。2000年地改市后，政协榆林工委改为了政协榆林市委员会，可以更好地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我这一生工作了42年，在政协5年的时间最艰苦，但是我认为最有意义。

被采访人简介：赵兴国，1934年出生，陕西绥德人。曾任榆林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1993年任政协榆林工委主任，1998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