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集锦
榆林地区“批林批孔”运动
作者 高霞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意识到越来越多的人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但他仍然坚持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对于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因此他一方面支持周恩来对一些具体错误进行纠正,以实现安定团结,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又极其担心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担心出现“复辟倒退”和“右倾回潮”,这种忧虑使他提出要批判孔子、反对倒退。1974年1月,中央以一号文件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转发全国,一场“批林批孔”运动立即在全国开展起来。毛泽东的担忧被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将“批林批孔”运动的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运动被逐步引向“评法批儒”,再次造成社会混乱。
一、教育、文化领域“反击右倾回潮”
在深入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过程中,毛泽东对我国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局孔子和哲学史研究中涉及的儒法之争发展看法,提出了批孔的问题,把“批林”引上了防止“右倾回潮”、反对“复辟倒退”的方向。榆林地区“批林批孔”运动最先在教育、文化领域展开。
1973年9月8日至11日,国务院科教组召开了教育战线批判孔子座谈会。10月16日至18日,榆林地区召开教育系统批孔会议,要求“教育部门带个头”。会后全区教育系统开始组织批孔,进行教育革命大讨论,一时间贴出许多关于批判“师道尊严”、“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关门教学”等内容的大字报。1973年12月,地委转发了教育局《关于当前教育革命中复旧情况的报告》。报告批判当前学校不兼学别样,回到闭门教学的老路,旧的教学方法回潮,考试繁多、作业加重等问题。地委对这个报告中揭发出来的问题要求积极查处,并提出加强工人进驻学校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等方面的工作。
受全国形势的影响,1973年11月,横山中学高二(六)班的几个同学贴出一张700多字的大字报《这种语文教学的方向应该批判》。批判“教师中的个别人的传统观念十分浓厚,资产阶级世界观极为严重,致使我校语文教学拉向倒退”,并具体举例“学校语文教学和考试中古文比重占一半”、“将毛泽东的几篇文章删去不讲”的这种“厚古薄今”倾向,批判该校语文教学组执行的是教育路线中的修正主义,走的是复旧的道路。鉴于这份大字报所提问题的尖锐性,当时学校领导担心引起师生矛盾,对这份大字报做了低调处理。1974年初,为了推动“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地委将这份大字报事件作为典型大力宣传。3月3日《榆林报》发表文章《革命小将的一张革命大字报<这种语文教学的方向应该批判>》,还附了编者按,批判学校领导折衷主义影响了“批林批孔”,赞扬这份大字报所揭露和批判的教育战线上的复旧倾向,认为学生的大字报提出了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符合《人民日报》批“克己复礼”社论的方向。这篇报道在全区教育界引起很大反响,该校的领导和教师被迫在报纸上做公开检讨,赞扬学生的反潮流精神。受横山中学事件影响,全区教育界开始教学改革,要求在各科教学中都要贯彻“批林批孔”和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并贯彻省教育局加强工宣队、贫管会对学校的领导的指示,工宣队组织学生到工厂、农村,与工人、农民一起批林批孔,把1972年全区教育工作会议以来,狠抓教育质量提高视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大加批判。为了加强对教育领域“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批判,地委对1973年子洲县何家集公社曹家沟小学生曹瑞学和米脂县姬岔公社蔺家寺大队初中毕业生井会元两起学生自杀案件重新定性,将师生矛盾与学生升学制度指导思想上的混乱造成的自杀事件,归结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迫害所致”,并要求将这两起事件作为全区教育工作会议中教育战线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典型加以批判。将发生自杀事件的子洲县何家集曹家沟学校革委会副主任批捕,同时子洲全县各学校批判所谓复旧回潮,进而影响到全区,1972年教育领域调整整顿中加强教学质量的方法措施受到批判,全区教育秩序再度陷入混乱局面。
文艺领域重在批判“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将晋剧《三上桃峰》作为典型,在全区文艺界展开多种形式的批判。1974年3月16日,地区和榆林县文教、宣传系统的干部职工和部分工农兵代表举行大会,批判《三上桃峰》是一个集“无冲突论”、“中间人物论”、“人性论”、反“题材决定论”、“离经叛道论”之大成的黑标本。批判这部戏“突破样板戏框框”就是对抗革命样板戏。为了加大对“修正主义黑线回潮”的回击力度,地区和榆林县宣传文教部门举行革命样板戏影片汇映宣传动员大会,要求全区进一步开展普及样板戏的工作,所有的电影院、站、队,都要以最大的政治热情,最快的流转速度,最好的放映质量,搞好样板戏影片的放映,城乡范围内进行《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等8部样板戏汇演。仅1974年5月份全区就已放映1462场,观众达58万多人次。
二、“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初,中央一号文件《林彪与孔孟之道》下发后,为了促进运动的发展,1974年2月6日地委召开了榆林地、县各机关、单位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动员大会,强调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放手发动群众,迅速掀起“批林批孔”高潮,要求充分运用各种形式,广泛宣传,大造舆论,号召党委放手发动群众“批林批孔”,重点批判“林彪效仿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1974年2月13日,榆林地委在榆林县体育场召开了有2万多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大会,全区各地群众收听了大会的实况广播。地委书记杨达要求全区干部群众要将“批林批孔”列为当前第一件大事,要领导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带头学,带头批。在地委带动下,全区各级党委都召开了“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或批判大会,利用各种宣传方式发动群众,培训宣讲骨干,组织宣讲队伍。同时领导带班子在工厂、农村进行试点,总结经验,全面推广。地委还成立“批林批孔”办公室,各县也相应成立“批林批孔”办公室,加强对运动的领导。
“批林批孔”运动发动以来,经过层层动员、培训骨干、传达文件,运动形势发展的很快。仅一个多月时间全区95%以上的群众听到了文件传达,培训骨干10.04万人,出现了下至十来岁的娃娃上到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起来批判林彪与孔子的现象。各级党委都由领导干部带班子,深入基层,进行试点,全区地县社三级共搞了476个试点。并先后于2月27日在绥德李家崖大队,3月8日至9日在绥德县农机厂召开现场经验交流会,介绍推广试点经验。经过动员,工交系统有的单位开始批判地区1972年以来对企业整顿的有关政策;地区运输公司工人贴出《一个月两条线》的大字报,批判加强企业管理为“业务挂帅、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企业路线回潮”。
1974年4月6日,地区直属机关召开有1500多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大会,批判了“各条战线上的右倾复辟思潮”现象。要求放手发动群众,把“批林批孔”进行到底,深批“克己复礼”坚决回击右倾复辟思潮。“批林批孔”运动由教育、文化领域为重点蔓延到社会各领域。
1974年6月13日至7月7日,榆林地区革命委员会召开第九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会议否定了“批林整风”运动期间地委纠“左”所做的工作,重点“揭发批判各条战线上的右倾复辟思潮,特别是揭发批判右倾复辟思潮在地委、地革委的表现”,检讨了没有解决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检讨了在1970年领导班子“两化”建设中,对革委会部分群众代表和干部的缺点“看过了头”,撤销了部分干部的职务,在革委会的职务调整中将部分群众代表的职权调整的有名无实,削弱了革委会的作用。着重指出“批陈整风”运动以来,对少数闹派性的人的批判,“颠倒了是非”,批了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否定了对资产阶级派性、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三批”伤害了群众的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助长了右倾复辟思潮的发展,排斥了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影响了新老干部之间的团结。第一书记余明代表地委承担了政治责任,要求不搞层层检讨,人人过关,不过多追究个人责任,使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8月28日召开的地委工作会上,要求对批判所谓“二月逆流”和“三批一清”中被处理的人,要组织力量进行调查研究,逐步妥善解决。对于错拘错捕的人员要坚决予以纠正。
中共十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反潮流”被认为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大批所谓“修正主义路线回潮”,制造了许多“反潮流”典型,全区上下大树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典型,如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的典型米脂县河岔公社张岔大队赤脚医生刘佩莲,教育革命大办“五七”学校的典型靖边乔沟湾大队红卫农林学校,扎根农村的典型横山县石窑沟公社戴家墕大队回乡知识青年戴世道等。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文化大革命”以来最典型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再掀高潮,由各级领导干部带头送子务农,仅1974年春,全区就有2280多名应届高中、初中毕业生到农村插队落户,其中,榆林县3月份就有700名知青上山下乡。
为了鼓励“反潮流的革命精神”,一些“反潮流勇士”成为突击入党和突击提干的对象,得到提拔和重用。1974年,地委组织部和榆林县委组织部推广榆林县芹河公社在“大打大闹专业队”(由插队、回乡知识青年和复员军人组成)中成批突击吸收入党和提干经验,降低党员标准,搞突击入党。各级领导班子以芹河公社经验作为老中青三结合、大胆提拔年轻干部为典型,要求重视年轻干部的选拔任用,甚至对领导班子中年轻干部所占比例作出明确规定,大量吸收提拔“勇于反潮流”的干部。从1973年底召开地委组织工作会议后至1974年3月,全区有25岁以下的农村党支部书记114人,副书记381人,其中大多数人是组织工作会议后提拔的。“批林批孔”运动期间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现象严重,使一批有野心的“反潮流”分子混入党内和干部队伍中,造成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的严重不纯,给党的事业和组织威望造成了严重影响。
三、“评法批儒”活动
中央“批林批孔”之始是因林彪私下推崇孔孟之道,认为通过批孔可以从思想根源上批判林彪集团,而且更主要的是借宣传历史上法家主张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但在江青等人的操纵下,“批林批孔”进一步发展为“评法批儒”活动,并不断暗示党内的“大儒”就是周恩来,煽动要“揪现代大儒”、“批党内大儒”。1974年初,榆林地区一些政治嗅觉敏锐的人,借周恩来1973年陪同越南外宾访问延安时的谈话写成《辩风向,插红旗——关于周总理延安谈话的一些问题》的大字报,直接将批判的矛头对准周恩来,并要求将此大字报转报中央。地委认识到事态严重,及时采取措施禁止扩散并上报省委才未造成严重后果。1974年7月8日至9日,榆林地委将刚参加完地区革委会第九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的各县委书记留下来,集中学习和讨论中央“评法批儒”文件精神。评法批儒活动在全区广泛开展起来。
为了深入开展批判,地委要求各级党委都要把加强理论队伍的建设作为深入“批林批孔”的重要措施。至1974年7月,全区已建立7500多个理论小组,有33800多人参加评法批儒,宣讲儒法斗争史,树立了横山县魏家楼大队、府谷县铁厂、榆林县张家畔大队等一批先进典型。这些理论小组一方面通过编写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等人的故事,对这些在传统故事中一直是反面形象的人物当作反孔典型大加赞扬,另一方面动员群众批判《三字经》、《千字文》、《女儿经》等传统典籍,以及有孔孟思想的谚语格言对联戏剧故事等,通过采取作报告、办墙报、讲故事、创作连环画、编排批孔小节目等形式,宣讲儒法斗争史,并结合地区特色编写了《李自成的反孔斗争故事》。全区动员批判,下到小学生,上至老农民,很多没有任何史学基本常识和理论基础的人,一知半解,大谈“儒法斗争”史。
8月28日至9月6日地委召开了工作会议,地、县、社领导400多人参加。会议主要是学习和交流加强理论队伍建设以及评法批儒经验,研究儒法斗争历史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广泛开展评法批儒活动。地委要求各级党组织对理论队伍建设的情况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已建立理论队伍的,要充分发挥其作用,未建立的,要尽快建立。同时,地委决定抽调大批干部下农村,地县常委除留1至2人主持日常工作,其余都到基层划片包干。部、委、办、局采取合署办公,除整队、蹲点外,地区再抽50%干部,县抽70%干部下农村,工交财贸事企业单位,也要抽部分干部下去和广大群众一起抓大事。
在“抓大事”的口号下,各级干部把主要精力放在去基层抓“方向与路线”问题上,具体业务工作无人管,甚至出现税务局长常年下乡,局内工作无人管,造成“有人不收税,有税无人收”的怪现象。随着各地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在农业生产方面加大了批判唯生产论,批判重副轻农、副业单包、物质刺激、自由种植等资本主义倾向的力度,进一步加紧了对农业生产的限制。
为了推广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树立的“农村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典型——天津市郊宝坻县小靳庄大办政治夜校的经验,1974年12月12日至16日,地委在府谷召开学习推广小靳庄大办政治夜校经验现场会。在典型的带动下,府谷、吴堡、米脂等县,采取搞试点、开现场会、举办培训政治夜校骨干学习班等方法,推动全区出现了普遍举办政治夜校的热潮,组织青壮年学习小靳庄十件新事,开展政治、时事、文艺宣传等活动。至12月,全区办起政治夜校7787所,参加的学员达到443000多人。大办政治夜校活动干扰到群众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群众讽刺“批林批孔没样样,生产多少有斤两”、“评了法家,批了儒家,误了农家”。
“批林批孔”运动虽然历时不长,但在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下,阻断了全区1972年以来纠正极“左”路线的工作,使已经明显好转的各项社会工作又重新陷入混乱状态,致使“左”的错误影响继续深入到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和经济工作、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对各方面工作进行了治理整顿,全区“批林批孔”运动逐渐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