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高霞

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林彪事件，这一事件从客观上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毛泽东从中汲取了一些教训，对极左思潮进行了一些纠正，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因势利导，把批林整风运动和批判极左思潮结合起来，加快落实干部政策，对国民经济各领域进行了深入的调整和整顿。这些措施一方面使一大批老干部和专业知识分子得到解放，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加强了党内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力量；另一方面，调整和整顿国民经济，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经济的混乱局面，经过1972、1973两年整顿，1973年成为“文化大革命”以来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因为这次整顿的基本精神是在1972年前后公开提出的，主要政策是在1972年前后出台的，整顿的高潮出现在1972年下半年，因此党史上称之为“1972年整顿”。

林彪事件发生后，榆林地委根据中央和陕西省委的统一部署，在全区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露和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以陕西《省委汇报会传达提纲》为指导，批判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和派性斗争，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纠正农村一些“左”的经济政策，加强企业管理，整顿基层组织，落实教育和科技政策，使得全区各领域一度出现了新的气象。

一、传达贯彻陕西《省委汇报会传达提纲》

1971年8月25日至9月5日，省委、驻陕部队负责人赴北京向中共中央汇报陕西工作。在周恩来主持下，形成了陕西《省委汇报会传达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提纲》提出的问题和解决的措施切合陕西实际，从1971年9月至1973年，一直作为陕西工作的重要指导性文件来贯彻执行，对稳定大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榆林地区将贯彻《提纲》精神与改变全区工农业生产落后状况相结合，重点整顿各级领导班子，拉开了1972年全面整顿的序幕。

1971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召开了榆林地委工作会议，初步传达陕西《省委汇报会传达提纲》精神。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参加会议并讲话，对榆林地区工农业生产的落后状况提出批评，指出派性斗争干扰了榆林地区生产的发展，明确表态支持榆林地区在“批清”运动中对闹派性干部的处理意见。会议对榆林地区工农业生产落后的主要原因进行了分析，决定通过落实《提纲》精神，促进全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会议要求全区坚决落实《提纲》中提到的排除资产阶级派性干扰、落实党的政策、抓革命促生产、加强各级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等六条措施。并根据榆林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在城市，各单位要继续进行“批清”运动；在农村，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整顿农村基层组织。

为进一步落实地委工作会议精神， 12月2日至8日召开了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中心内容是解决地委、地革委领导班子的问题，继续进行“批清”运动，解决榆林地区的派性干扰。在会上重点批判了煽动资产阶级派性、参与翻案等活动的领导成员39人，地委副书记、政工组副组长、办事组副组长等部分涉事领导作了检查。除对核心人物进行处理之外，地委还对机关人员进行了大规模调整，调整机关工作人员163人，占原人数的13%，其中中层领导干部调整28人，占原人数15%，并在调整的同时大量充实新人员。会议要求全区地、县、社各级部门都要对《提纲》精神进行集中传达，传达的同时解决领导班子问题，传达到哪一级，就着重解决哪一级的问题。为推动各县领导班子问题的解决，地委派出地委常委杨达、余明、雷高艺、田化南、王彦成、张书勤等分赴靖边、榆林、米脂、绥德、神木、子洲等县进行指导帮助，全区各县对公社领导班子也相应做了调整充实。

为了深入贯彻《提纲》精神，地委结合省、地农村工作会议，通过总结全区农业学大寨的经验，将贯彻《提纲》精神同尽快改变全区落后面貌相结合，抽派了地、县、社干部2082人，选调了农村积极分子763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697个后进大队（占全区大队总数12.1%）和19个“老大难”单位进行整顿。具体措施是：对城镇机关，重点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对班子中的造反派骨干调离或免除职务，让一些有工作经验，有能力的干部重新任职；对农村重点整顿和加强领导班子建设，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集中力量解决三类支部问题。为推动工作落到实处，地委对《提纲》精神落实情况制定了明确的检查验收标准。经过整顿，一些“老大难”单位和后进队的面貌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子洲县瓜园则湾公社贯彻《提纲》精神，对领导班子中的派性干扰处理得力，经验被省委转发，并在全省推广。

榆林地区通过学习贯彻《提纲》精神，抑制派性斗争，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全区上下积极响应文件提出的“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群众运动”号召，推动党的政策落实，积极动员群众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解决群众穿衣吃饭问题，对推动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推动了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步伐。陕西省委结合实际召开专门的干部工作会议，落实中央对干部工作的指示。榆林地区响应省委要求，积极解放和使用干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为了落实省委干部工作会议精神，1972年4月3日至11日，榆林地委召开干部工作会议，以正确解放和使用干部为工作重点，对干部教育，培养提拔新生力量，分配、管理下放干部，正确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妥善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等各项工作都作了专题讨论，研究了具体要求和措施。这次会议确定了“杨、刘反革命潜伏特务集团”案为假案，要求将所谓的“杨、刘集团”的成员及有关材料问题尽快清查处理。1973年11月地委作出《关于“杨、刘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平反决定》，对部分涉案人员予以平反，但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次平反并不彻底，直到1978年10月由地委召开平反大会，为该冤案彻底平反。

在干部解放和使用方面，这次会议前，原各级领导干部大多数已结合使用和解放，地级达77.8%，县级达83%，公社级达99%，这次会议要求对全区尚未解放的33名干部要加快处理查证进度，把该解放的干部尽快解放使用；对未分配工作的122名下放干部，要求迅速分配工作，对已分配工作但使用不当的要进行调整；对467名还在审查的干部要求认真做好审查定案和处理工作。这次会议之后地、县都建立专案办公室和审干办公室，分别设在政法组和政工组，由一名书记或常委具体负责，加快干部审查进度。

与解放和使用干部工作相比，由于极“左”思潮干扰，地区审干工作进展缓慢。为了推动审干工作，1973年5月，地委成立审干领导小组，由副书记雷高艺担任组长，地委常委田化南担任副组长，督促加快干部政策的落实。1973年8月30日地委组织部召开审干工作座谈会，重点解决各级领导对审干工作的思想认识问题和研究有关政策问题。会议报告：全区应审查结论的2210名干部中，已审查结论1673人，占应审查结论总人数的75.7%。同时对1966年以来做过处理的干部，已重点复查了432人，占应复查总数的43.4%。会议要求对尚未平反的要迅速宣布平反，应该销毁的材料要及时销毁，本人要求作出结论的要及时作出结论；要迅速做好解放干部的工作，对尚未解放的干部，要指定专人，迅速查清问题，及早做出处理；对1971年春节前后“两化”建设中处理的干部，区别情况，分别对待，绝大多数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通过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使一大批被打倒的党政领导干部重返领导岗位，加强了全区抵制和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力量。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有些干部的问题还有待于继续审查落实。

“文化大革命”以来，很多知识分子因为家庭成分问题受到政治冲击。大批专业技术干部被当作一般人员使用，无法发挥技术专长，部分学术权威被打倒，甚至被开除公职，知识分子政治上受歧视，待遇上无保障，严重挫伤了知识分子的工作积极性。

随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1972年召开的地委干部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对知识分子和技术干部要坚持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全面贯彻“有成分论，不惟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要求在技术上大胆使用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处理上，对于“文化大革命”前本人做了交代，做过结论，以后再未发现新问题的维持原来处理；对于材料失实，定性不准的，实事求是地给予改变。原专区医院中医科主任、榆林县政协委员张鹏举，“文化大革命”中以“富农分子”、“伪保长”、“反动学术权威”等问题开除公职，复查所列罪名全部失实，撤销原处理，恢复公职，并安排了适当的工作。农科所、水电队等系统是榆林地区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在清队整党、一打三反运动中，大多数知识分子因为政治历史问题被审查，脱离原工作岗位，有的甚至被关进“牛棚”。知识分子工作积极性严重受挫，社会上出现了“技术人员无事干，工程质量无人管”的现象。通过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技术专长，对改行做其他工作的技术人员根据需要加以调整归队，并吸收一部分德才兼备的人参加领导工作。这些政策的落实，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工作积极性。例如，榆林地区水电队98%的工程技术人员得到解放和使用，在榆高渠、清涧东风水电站、神木滴水崖电站和横山响水电站等工程的设计施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全区水利建设工作的发展。

至1973年6月，全区有工程师、主治医师、科学研究人员、教职人员、文艺、新闻工作者等知识分子5056人，已经分配使用5011人，其中进入领导班子10人，以原职使用的1544人，技术人员中从事科研工作的近千人。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解放和使用技术人员，发挥知识分子的业务专长，在促进榆林地区的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和整顿

1971年10月陕西省委转发了省革命委员会《<农村经济政策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对农村经济体制、口粮分配问题、评议工分办法、粮食征购比例等事关农民收益分配问题提出明确意见。榆林地委积极贯彻省委《通知》精神，调整农村收益分配办法，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落实“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改变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使全区粮食产量实现历史性突破。

调整农村收益分配

农村经济体制方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极“左”思潮影响，全区大刮并队升级风，在成立革委会过程中，全区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增加到1456个，占大队总数的25%（清涧县占67%），一些地方进行并队升级过程中重犯了平调的错误，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1971年10月省委《通知》精神下达后，榆林地委纠正并队风，贯彻“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对已经改变了核算单位和并队的，强调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对于多数群众不同意，问题很多，对生产造成严重障碍的，在处理好经济问题的基础上，恢复原来的体制和核算单位；对群众坚决要求恢复原核算单位的487个大队，按照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和省委《通知》“十六条”的精神，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初步处理了一些经济问题，恢复了生产队核算。

在社员口粮分配方面。针对许多生产队社员口粮分配比例和粮食征购比例不当的问题，进行了调整。口粮分配上，一般实行了劳人二八、三七开成的方法。二八开的占大队数93%，基本口粮部分87%的队采取以人分等定量，既保证了社员的基本口粮，又调动了社员劳动积极性，相应的改善了社员生活。

粮食征购方面。1971年11月10日，省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实行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五年的通知>》，执行粮食统购“一定五年不变”政策和超购奖励办法，将陕西省原定的1971年至1973年粮食征购任务，改为1971年至1975年一定五年的粮食征购任务，分配各地的任务也不变。榆林地区执行省委决策，通过协商，每年从丰收社、队适当超购一部分粮食，粮食征购任务执行“一定五年，超产三七开，政治动员，奖售化肥”的政策，既保证了粮食征购任务的完成，又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劳动计酬方面。70年代初，全区各大队普遍推行大寨管理经验，劳动计酬实行“自报公议”，社员劳动热情下降。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以来，全区大力推行男女同工同酬，改变工分评定方法，调动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至1972年8月，绥德县82%的大队实行了男女同工同酬。榆林县40%的大队实行了基本劳动日保证基本口粮或“两基本保证一基本”，73%的生产队实行了底分活评，劳动出勤率和生产功效显著提高。

农村财务管理方面。在整顿农村基层组织的同时，对农村财务管理混乱情况也进行了整顿。普遍的问题是超支户多，影响分配兑现，经济不民主，财务不公开，有的社队贪污、挪用现象严重。经过整顿财务，保障了收入分配，提高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

开展多种经营

1971年地委农村工作会议上落实“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提出在保证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鼓励和扶持社员开展正当的家庭副业，对自留地、自留畜、饲料地、饲料粮、林木等政策问题提出具体试行意见。要求按照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规定的精神，继续实行合理的奖励制度。此后，地、县、社都树立一批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的先进典型。例如，北部风沙区发展多种经营的典型定边县小滩子大队，治沙造林，打井修渠，拉土压沙，改良土壤，全面发展农林牧副业，实现了粮食产量和副业收入双丰收。这些典型的推广，对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起了推动作用，全区林业、畜牧业等多种经营取得一定的发展。

1971年省委农村工作会议中强调重视林业工作，要求贯彻“依靠集体造林为主，积极发展国营造林”的方针，同时“允许社员在宅旁和生产队指定的地方植树”，落实“国造国有，社造社有，队造队有，社员在宅旁和生产队指定的地方植树归个人所有”的政策，维护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林木权属，调动群众植树造林的积极性。在政策的推动下，全区各地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发展木本粮油林、肥料林、燃料林、饲料林和用材林。鼓励发展以木本粮油为中心的经济林，扶持黄河沿岸红枣带、公路干线苹果带的发展。对南部山区，鼓励栽桑养蚕，力争实现“每户一亩桑”， 调动社员加强栽植和管理的积极性。

畜牧业生产贯彻“以养猪为中心，全面发展畜牧业”的方针，加强了畜禽良种繁育体系和疫病防治体系建设。畜禽良种繁育体系初具规模，全区12个县均建立种猪场，有5个县建有种羊场，10个县建有大牲畜配种站；全区有232个公社，1953个大队建立起畜牧兽医站，基本消灭了猪瘟，控制了猪丹毒、猪肺疫等疫情。牲畜改良育种工作进一步加强，陕北毛肉兼用细毛羊、佳米驴等良种选育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绩，蜂、禽、兔等良种也被大量引入推广。为调动群众的养猪积极性，地委1971年8月在府谷召开养猪现场会，对落实养猪政策作了具体的讨论部署，强调了给猪拨饲料地或留饲料粮的政策，鼓励社员养猪，推动全区养猪事业发展。至1973年底全区大牲畜达到29.7万头，羊子达到208.6万头，生猪达到42.1万头，较1972年底增长14.5%，养蜂3.5万群。林牧业的综合发展，既有利于满足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又有利于增加社队收入。

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改变农业生产基本条件

1971年12月23日至1972年1月6日，地委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要求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大打农业翻身仗，1972年摘掉“返销粮”的帽子，实现粮食自足。会议对1972年的粮食生产任务做出详细的计划，同时要求各行各业进一步转轨定向，大力支援农业生产。这次会议之后全区迅速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加强了以水利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贯彻“以土为首，土、水、林综合治理”的方针，在丘陵山区，治山治沟，发展小型水利，抽水灌溉，山坡修梯田，劈山填沟造平原；在风沙滩地区，园田化、林网化、排灌化和沙地垫土、碱地压沙，引水拉沙造地，渠、路、林、田配套。水利建设坚持“蓄、小、群”的水利路线，按照一水、一坝、一梯田的次序，综合治理，打破社队界限，按流域规划，连片治理。组织了无定河流域治理、三边井灌区、长城沿线防护林带三个大会战，按山系、流域集中治理，山地区建库蓄水，发展小块水地，大搞小高抽，灌溉梯田、坝地；水滩地区打井提水，千方百计扩大灌溉面积。1972年全区干旱严重，造成粮食大幅减产，这更加激发了干部群众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建设的热情。至1973年初，全区新修“三田”（即水地、坝地、水平梯田）123万亩，建成小水电站40多个，水库、池塘5700座，库容2.1亿万方，小流域治理11处。经过连续几年的治理，使农业生产基本条件明显改善，促进了粮食产量的提高，1973年秋粮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粮食总产9.5亿万斤，实现粮食供应初步自给。

四、工业生产的调整和整顿

1971年8月，地区革命委员会召开全区企业经营管理会议，决定对所有企业从思想、组织到管理逐个进行整顿。对领导班子进行思想整顿，重点划清政治挂帅与业务挂帅的界限，企业管理与生产第一的界限，合理的规章制度与修正主义的“管卡压”界限，遵守纪律与奴隶主义界限，正确使用技术干部与专家治厂的界限，尊重科学技术与洋奴哲学的界限，社会主义积累与利润挂帅的界限，关心群众生活与物质刺激的界限等八个界限。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整顿和健全党的组织，加强党对企业的领导。在生产管理上，一是以质量为突破口，以岗位责任制为基础，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建立和健全产量指标、品种指标、质量指标、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指标、劳动生产率指标，成本指标、利润指标等七项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和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查制、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安全生产制、经济核算制等七项生产管理制度。二是加强计划管理。工业企业和手工业厂社的产供销都要纳入计划渠道，各项计划指标都要保证完成，批判生产上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不允许计划外产品冲击计划内产品。三是清产核资。把多余和积压的资金清理出来，调剂给急需的单位，建立严格科学的经济核算制度，努力降低成本，坚决反对粗估冒算，对计划外亏赔，银行有权拒绝贷款，财政部门不予补贴。四是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开展质量大检查，质量不好的要认真改进，限期过关，建立自检、互检和专职检验相结合的检验制度。五是加强劳动力管理。企业的非生产人员和脱产工人压缩在17%以下，不许随便拉用生产工人搞非生产活动，企业不得擅自招用固定工和临时工。六是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制订有效措施，定期进行检查，杜绝重大事故，减少一般事故，千方百计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任务。

这个时期工业学大庆运动被重新重视起来。1972年2月，地区召开工业学大庆会议，要求地县所属企业都要把学大庆运动迅速开展起来，要比进步、比完成任务、比对国家贡献、比团结、比共产主义协作和互助精神，号召职工学“铁人”思想，做“铁人”事情，厂矿要争当大庆式的企业，职工要争做“铁人”式的人物，完成和超额完成当年各县生产建设任务。会议同时强调要抓点带面，对工交企业进行认真的整顿，总结经验，推动工业学大庆运动持续发展。通过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技术人员政策，发挥老工人骨干作用的政策，强调对技术人员团结和使用，充分发挥技术专长，吸收老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充实加强领导班子，建立健全了生产指挥系统。

经过整顿，大多数企业建立健全了七项管理制度，落实了七项经济技术指标，初步克服了管理混乱的现象，企业经营管理状况明显好转。1971年全区57个企业，24个亏赔，亏赔206万元，33个企业盈利163万元，盈亏相抵，净赔43万元。1973年底，全区工业总产值完成5481万元，超过计划的4.22%，列入计划的46种主要产品中，37种主要产品提前超额完成年计划。在增加生产的同时，一批产品的质量有了提高，成本有所下降。地毯质量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尤其是化肥、毛毯等产品成本比1972年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毛毯质量也有较大提高，出口试销3000条，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工交企业盈亏相抵，净盈112万元。

五、财贸领域的调整整顿

1972年，地区财贸企业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总方针，整顿财贸企业。对商业部门开展服务质量大检查，对所有企业开展增产节约运动，通过整顿粮食供应、加强劳动工资管理、控制基建支出、加强税收等工作，控制支出，增加收入，配合工业领域的调整和整顿。

开展服务质量大检查。对财贸事企业单位进行摸底排队，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分类整顿，对于问题严重的由党委统一安排，分期分批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对各单位逐一进行整顿。通过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努力提高服务质量，改善服务态度和经营管理。同时，发动职工参加管理，开展班组核算，实行“四定”（即定人员、定任务、定资金、定费用），对经营性亏损要求限期扭转。

全区所有企业开展以“优质、高产、多品种、低消耗”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清仓扫库、清产核资。要求各部门、各单位要把积压的物资充分地、合理地利用起来，抓好积压商品的调剂和残次商品的处理，充分发挥资金和设备的潜力。

加强农村商业工作，扩大工农业产品交换，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商业部门通过帮助社队开展多种经营和社员的正当家庭副业，搞好农副产品加工和综合利用。加强农副产品收购和农村生产、生活资料供应工作，保证城乡物资交流畅通。

城镇普遍进行粮食供应整顿，加强粮食管理工作。对城镇粮食供应问题进行严格控制，严格审核城镇吃商品粮人口，纠正粮食定量标准随意提高的问题，严格执行粮食补助规定，对虚报冒领和浪费粮食的情况严格查处。

严格财政税收工作。严格管理财政支出，增加财政积累，通过开展税收检查，促使工商税及时足额催收入库。

加强劳动工资管理，对所有机关、厂矿、学校、企事业等单位的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进行严格控制。1972年全区各级党委根据全国劳动力节约挖潜工作经验交流会精神，对职工总数和工资总额严格按计划控制，所有企业都要严格实行定员定额，以此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建立工资基金、编制定额和劳动定额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未经批准的超计划人员，对超计划人员银行拒支工资，粮食部门拒供口粮，公安部门拒办户口。通过整顿，对1970年以来职工人数增加过多、劳动力浪费很大的现象有了明显改善。

基本建设方面，重点抓收尾、配套和重点续建工程。保证重点和完成计划内项目，不搞计划外工程，不随意扩大建设项目，严格新建项目的审批管理。地区重点抓东风水电站、米脂氮肥厂和米脂电厂、府谷火电厂等当年可建成投产的项目，在人力、财力、物力和运力等方面优先安排。同时，将自筹资金项目也纳入国家计划，严格控制计划外项目。

六、整顿基层组织

在开展批林整风、批判极”左”思潮期间，榆林地委在省委的领导下，对地委、地革委会机关进行了必要的机构调整。1973年6月，恢复了地委组织部、宣传部。随着整顿的逐步深入和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原有的革委会“四大组”已不适应形势需求，地区革委会工作部门做了一定的调整。1972年5月至1973年1月，撤销生产组，成立计划委员会和工交、财贸、农林水综合办公室。1972年6月，先后恢复设立了物资局、民政局、林业局、电业管理局、驻绥德办事处、工商管理局、税务局、多种经营办公室等工作部门；成立了榆林地区体育运动委员会、榆林地区计划生育委员会，并分别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1973年6月至7月，撤销地区革委会政工组、政法组，恢复了公安局、法院等部门。至此，“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击而瘫痪的行政工作部门已基本恢复。

期间，地委领导有较大调整。1973年1月和8月，陕西省委先后批准地委常委雷高艺任榆林地委副书记、王朗超任地委常委。10月起，地委领导班子中开始设立地委第一书记，地委书记王明达病休，陕西省委任命地委副书记余明为地委第一书记（ 1973年10月至1976年10月，地委领导班子中设立第一书记），地委副书记杨达为书记。11月，新任命李新民、李焕政为地委常委。

为了深入开展思想和路线方面的教育，切实整顿好基层领导班子，掀起农业生产建设新高潮，根据省委对整顿农村基层组织的要求，榆林地区从1971年底开始对全区生产队进行分期分批的整顿。1971年省、地农村工作会议后，开始了第一期整顿。全区抽调毛泽东思想宣传队2595人（其中积极分子1166人），整顿了618个后进生产大队（占大队数10.8%）。整顿基层组织重点是解决基层领导权被“四类人”（即坏人掌权或被坏人操作，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人掌权，资产阶级派性掌权，老好人掌权）掌权的问题。在整顿基层组织过程中首先进行路线教育，发动群众，揭露矛盾；其次开门整风，干部斗私批修，群众评议，为组织整顿打好基础；再按照接班人五条标准，挑选干部，经过群众酝酿，选举新的领导班子，建立健全各种组织，纳新党团员；最后，对新班子进行再教育，进一步提高路线觉悟和工作水平。工作组在整顿班子的同时落实经济政策，建立健全经营管理制度，制订生产规划，推动农业生产发展。至1973年底，全区共整顿了生产大队1488个，占全区生产大队总数的26.1%。经过整顿和路线教育，加强了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批判纠正了错误倾向，初步贯彻了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改进经营管理，抓农田基建和水利建设等基本建设，促进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展，80%大队的面貌程度不同地发生了变化。

1972年初，榆林地区在整顿党组织的同时也整顿了共青团、贫协、妇联等组织，为全区各群团组织的陆续恢复奠定了基础。

1972年10月，地委根据中央和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共青团的建设，切实做好建立地、县团委工作的指示》精神，筹备重建共青团组织。1973年2月23日至28日，召开了共青团榆林地区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共青团榆林地区第二届委员会，榆林地区共青团组织重新建立，李凤扬任书记。大会还选举了出席共青团陕西省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1973年7月，榆林地区成立了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筹备领导小组，7月12日至24日榆林地区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榆林地区总工会第一届委员会，王廷义任主任。1973年8月11日至16日，榆林地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榆林地区妇女联合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昝亚贤任主任。1973年10月9日，榆林地区第一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永贵与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接见了全体代表并讲了话。会议讨论了在三、五年内把榆林地区农业搞上去的措施，选举产生了由44人组成的榆林地区贫下中农协会第一届委员会和11人组成的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王彦成兼任主任。

全区各县从1971年下半年起逐步恢复建立了县工会、贫协、团委、妇联等组织。随着各级群团组织的恢复，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基层工作的领导，对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七、教育领域的调整整顿

教育领域的纠“左”整顿主要体现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和正常教学秩序的恢复上。1972年地委进一步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初步纠正“文化大革命”初期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强加给部分教师的错误政治结论，在政治上吸收一批具备条件的教师入党入团，提高了教师的政治地位。整顿学校领导班子，建立健全党团组织，把坚持搞派性和不称职的领导干部调整出去，同时从教师中提拔一批新生力量补充学校领导队伍，增强领导班子力量。为解决教师数量不足的问题，各县举办师范学校和师范班，培养中、小学教师。针对教师队伍人员流失严重的现象，对民办教师统一进行审查登记，经办学单位推荐，公社批准能继续任教的，建立档案，由公社统一管理，长期任用。因特殊情况不能继续任教的，经公社批准，方可离职。同时要求“文化大革命”以来借调出去的教师一律都要调回，调出去的要归队或补齐缺额。经过整顿，全区教师数量增加，质量也有所提升。

在提高文化课教学质量方面，各县都建立健全了教学研究机构，开展教研活动，加强了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功训练，进一步批判“教文化课危险论”、“读书无用论”，教育师生划清“智育第一”和上好社会主义文化课的界限，解决教师教学中的思想障碍问题。建立备课、批改作业等必要的教学制度，开展“公开教学”、“教学讲批”等活动。在学习时间安排上，统筹安排“以学为主”和“兼学别样”，保证上课时间，要求平时停课放假要征得上级教育部门的同意。通过以上措施，学校教学秩序得到好转。

在学生招生方面，1973年首次采用考试成绩与推荐相结合的方式招收高中新生，把考试成绩作为录取的依据，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高中招生文化考试，招收学生的质量也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最好的一年。

八、科技领域的调整整顿

     1972年8月，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召开后，榆林地委加强了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对科技工作的重点放在农业技术的提高上，加强农技站的力量，强化基层农业科技研究力量。至1972年6月，全区各县都建有农技站，甚至部分公社也建立了农技站，半数以上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建立了科学实验室（组），形成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科研网。随着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的开展，农村和工矿企业开展科学实验和“双革四新”（即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材料）群众运动，部分工矿企业、医疗卫生单位建立三结合的科研小组。加强专业科研单位的引领作用，至1973年全区有专业科研机构8个，各县都建立了“四站一场”（即农技站、种子站、林业站、畜牧站、示范农场）。

1973年6月11日至16日召开了全区科技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党委要将科技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进一步明确了科技为农业增产服务的方向。要求计委设立管理科技工作专职人员，加强科技情报交流和专业培训工作，制定各系统科技发展规划。农业科技方面，以实现农业“四化”（ 即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为中心，加速农业技术改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尽快实现全区粮食总产十亿斤。工业科技方面，重点研究和试制适应本地区的农机产品，为农业机械化服务。对于科技人员力量薄弱问题，加大培训力度，要求县社要举办各种类型的专业学习班，大力培训农民技术员，工矿企业抓好工人的业余技术教育，提高技术水平。这次会议再次强调了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积极发挥知识分子专业特长的问题。

   这个时期全区广播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使广播宣传工作在政治活动和生产建设中发挥了“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至1973年6月，全区各县都有广播站，93%的公社建立了放大站，80%以上的农户安装了喇叭。各县对网路整顿、放大站管理、提高编播质量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各级党委经常运用有线广播宣传党的政策，部署工作，指挥生产，交流经验，表彰先进典型，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发展。1973年米脂县委发动群众大种杂交洋芋时，县广播站集中报道了杨家沟、印斗等公社抗旱入种杂交洋芋的经验，促进全县杂交洋芋获得了大丰收。

    1972年榆林地区整顿，是在当时全局性的“左”倾错误没有得到根本纠正的情况进行的，所以整顿工作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但经过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艰苦努力，极左思潮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给大批干部落实了政策，经济形势发生明显好转，工农业生产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从整体上看，整顿富有成效。但由于毛泽东担心批判极左思潮会引起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因而改变了批林的正确方向。至1973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批判极左思潮几乎已被视为禁区。随着1974年1月“批林批孔”运动的全面开展，1972年整顿彻底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