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冬，冯玉祥胡笠僧推倒曹琨吴佩孚，当时刘天章同志在北京组织学生军，约人帮忙，在旧历年底，我和杨晓初同志连夜由陕去京。到京后，我因自己不懂军事，没有到军队里去。25年春，李子洲约我去绥德师范教书。当时李子洲任校长，杨明轩任教务主任，常汉三任训育主任，云南人王懋廷在本校教书，任党支部书记。大约在当年4、5月间，由王介绍我入党，并任组织委员，（宣教委员是田伯英）训育主任常汉三，杨明轩、李子洲在我去时他们已是党员[杨明轩1926年12月入党]，但因为当地军阀井岳秀经常注意绥德师范，所以他们三人在党内都没有担任什么职务，而党的经常工作，以及学校内部较重要事务，均由他们几人和党组织的几个负责人共同研究决定。大约在暑假前后，榆林中学约绥德师范到榆林去开运动会，因为我们经常的斗争对象就在榆林，为慎重起见，我们行政领导和党组织领导都全去了。有一天，井岳秀约我校教职员去城北红石峡游尝[览]，当时我正睡着了，李子洲便让留下我以防有事。恰在他们走后，榆中以党员为首，还有其他进步学生，紧急集会，讨论藉校长杜斌丞不缝运动衣（大约为这事，我记不很清）要闹一个大规模的学潮，他们派人来找我暗中商量，我立即约他们（榆中党员）到一个僻静的庙里去谈，我们虽经常发生关系，但没有全见过面，这次算全见了（为小心起见我们并没有把两校党员召集在一起开过会），问清情况之后，我认为正是我们都在这里，虽然大部分同学已经有了一种气氛，都可以藉此动起来，但这不是好机会，如果闹起来，便把党整个暴露出来，最低限度绥德师范便在我们手中失去了。同志们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回去再向其他学生做了说服工作，这次没有搞起来。到王懋廷、李子洲、杨明轩他们回来听到这件事，认为这样处理极对，度过了一次很大的风险，保存了力量。我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杜在榆林办学，是在极凶残的井岳秀肘腋之下，当时我们跟杜也没有建立什么关系，所以对榆中的态度和措施，无异就是对井岳秀的。

同时，榆林中学的党组织虽然薄弱，但在榆林影响却很大，给后来党在陕北地区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5年下半年王懋廷同志离开了绥德，听说在26年或27年被蒋介石残害于云南。这位同志在我的影响[印象]上是极为深刻的，对革命工作，踏实耐烦，对每个同志诚恳温和而要求严格，对工作他总是倾听同志们的意见，然后审慎地作出决定，并随时督促执行。我觉得他在学校只有革命一件工作。他的教书和日常生活，我简直影响[印象]很淡薄，而对他作革命工作却至今如在眼前，我可以这样说：陕北党的开始建立，我不很清楚，但在这半年的发展情况(25年上半年)我是完全参加了的，知道得较为清楚，可以说，党在陕北以后建立了那样坚实的根据地，和王懋廷同志的踏实工作是分不开的。

当时对于党员同志的培养锻炼，一方面参加实地斗争，一方面思想上随时加强教育。我去陕北时，路过太原，在桥头街一家书店，买了许多新书，到校后我们就和这家书店建立了关系，他们供给我们很多社会科学书籍，这些书在一些大书店都是买不到的，在同志中发生影响最大的是一本《共产主义ABC》，这本书描绘了共产主义的幸福远景，写得通俗扼要，激发了同志们努力从事革命的热忱。大约每星期日都分别开会，有时开会 [全]体会，开较大的会，我们常在城西一个小山上的寺院内，有时由上午一直开到下午。这些会李子洲同志和杨明轩同志为了避免发生问题都不参加，都是由我们委员几个同意后告诉他们情况。

教职员中除王懋廷同志外，几个党员，同时又都是共进社员。共进社的会我们也常开，常在一个同志韩叔勋家里，谈些关于校内校外的工作问题。这个会实际也就等于教职员的党员全体大会。这个会上，因为李杨二人参加，往往决定一些校内党内的重大问题，例如关于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政治斗争，培养党员，以及关于领导榆林支部等问题。

            （李瑞阳1959年<回忆1925年绥德党组织发展情况》，陕

    西省档案馆全宗号55、目录号5、案卷号1180）

我叫李瑞阳，今年八十三岁。一九二五年初我在陕西省立第四师范任教，同年底便离去，前后只有一年时间。

一九二一年，我在北京第四中学上学，由于北师大有陕西同乡会，我便参加了同乡会，后来又由人介绍，我参加了由李子洲等人创建的《共进社》组织。二四年底，我中学毕业后，李子洲就聘请我为四师美工教员。当时，四师校长是李子洲，教务主任是杨明轩。

我来四师时，这里已经建立党的组织，负责人是李子洲、杨明轩。不过出面工作的是教员王懋廷。记的当时师生中的党员有：白明善、杜衡、常汉三、马瑞昌、杨应举等。到年底，全校共有党员人数二、三十人。当时，在教师中我年纪最轻，所以，在课外我还搞学校的体育和戏曲活动。

年底，我离开四师，组织派我到井岳秀的石谦旅中做军运工作。当时，四师党组织已是一个特支了。负责人还是李子洲等人。

在石旅中，我待了两年，发展了党员并建立了党的支部——军支。

（1983年3月孛瑞阳谈四师党组织的沿革，原件存中共绥德县委党史办）

我是一九二五年寒假离开绥德，原因是这年秋季李象九由宜川来，约我去军队中做政治工作。第二年春初，李象九派人来三原接我，我由白水经过黄龙山到宜川。宜川驻军是属于井岳秀的。团长石益斋（或石谦）是白水人，虽然出身江湖，但因为受了李象九的影响，颇能接受新思想。他很信任李象九，他们同是白水人，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其次，李象九思想进步，交游很广，尤其有党的关系，他在各方面都能活动。象九本人上过学（同州师范肄业），又加以自修，文化程度较高，对士兵的文化学习很重视。同时，这里还有榆中、四师的学生来当班长、士兵（如史唯然等），所以，当时许多人都知道宜川有个李象九的学生连，人人会讲演，人人会写字，办事、买武器都较容易。……

我去时，这里已经有了几个党员，主要的是李象九、谢子长（连长）、王有才（违长）、李瑞成（连长）；此外，还有几个排、班长。李象九连人数比较多，史唯然、阎红彦、呼振西等几人都在这个连。李象九连住在距宜川约四、五十里的集义镇。我去以后，首先把党组织健全起来，成立了特别支部，直接和北京的北方区委发生关系，由北方区委供给我们学习材料，指示我们工作。我们也直接向北京报告工作（这里给北方区委的一切文件，在苏联使馆被破坏，李大钊同志牺牲后完全失遗了）。当时的工作，有以下几方面：

1、发展组织。我去后，大量发展党组织。当时部队驻得很分散，我们的党员也都四散各处，所以我们就以这一连作基础，加强训练，在这一连重点发展。半年中间，党组织由不到十人，发展到将近三十人（具体数字记不清了）。外连也随时有增加的。

……

（李瑞阳回忆《在宜川石谦军队的建党活动》。一九五九年七月初稿，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二月补充，摘自《陕西党史资料通讯》第7期）